伊斯兰之窗欢迎您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主页 动态 经训  教育 课堂 阿语  书库 杂志 文苑  问答 青年 妇女  家园 服务 翻译

论坛 留言 专栏  下载 音频 视频  教法 历史 人物  百科 资料 图库  信仰 学术 投稿

 v 您现在的位置: 主页 > 课堂 > 古兰讲解 > 周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反腐的历史变迁
 
 

周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反腐的历史变迁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3

周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反腐的历史变迁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制度建设惩治与预防腐败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反腐败策略。对1982年至2018年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显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兼容性、实效性逐步提升。对相关制度文本的发文主体、内容和引用关系的分析表明,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但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性特征日趋明显;反腐败制度的侧重点从对个体的道德约束发展为对权力的法律规制;基本制度的优化和派生制度的拓展同步推进,制度体系的结构不断优化。制度的贯彻落实从单纯依靠自律向自律他律并重转变,执行主体和监督责任界定日益明晰,多部门协同推进制度实现渐成趋势,制度体系逐渐呈现系统运转的特征。  

   【关键词】反腐败;制度;历史变迁;文本分析  

  

   作者周盛,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杭州310007)。  

  

   原文刊发于。  

   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开始在我国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既与最高决策者对腐败现象的深刻洞见有关,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指:“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①];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对反腐败总体战略部署的“拨乱反正”,是国家治理体系转型[②]在反腐败领域的具体表现。自此,依靠制度建设惩治与预防腐败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反腐败策略,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提“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到党的十九大“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制度”在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且日趋核心。这种“制度反腐”是如何形成并推进的?本文拟以中纪委工作报告及相关制度文本为研究对象,努力探寻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下“制度反腐”的成长发展历程,希望对未来“制度反腐”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关于“制度反腐”已有的理论探索 

  

   “制度反腐”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③],并迅速成为学者们试图解决当前反腐败成效不佳的理想路径,始终保持热点主题的地位[④]。早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反腐的内涵界定:(1)宏观战略层面、相对于“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制度反腐”。源于对建国初期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腐败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学者们大都认为依赖“不定期的运动式治理”[⑤]是不可持续的,也不符合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⑥]。相比之下,自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廉政建设的“制度转向”[⑦],注重使用常规化的规则约束来惩治和预防腐败,比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具有更为显著的合法性、可持续性和科学理性,这种优势决定了制度反腐才是我国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⑧]。(2)微观策略层面、区别于思想道德教育和严刑峻法的“制度反腐”。相较于宏观战略上非此即彼的选择,策略层面的“制度反腐”是与思想道德、加大惩戒力度等具体手段同时并存于廉政建设体系之中的。与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政府公职人员防腐拒变能力来达到控制腐败目的的“道德反腐”[⑨]相比,制度对腐败的抑制作用更加稳定和可靠。将腐败治理的效果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查处更多的腐败案件并不必然改善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⑩];而制度约束与反腐败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更强的相关性[11],制度有着其他反腐策略没有的特殊优势,其实际成效更值得期待。  

   然而,“制度反腐”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相关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抑制的现实,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制度反腐”的局限性。(1)静态的制度结构分析。部分学者认为反腐制度体系存在的制度短板、制度离散、制度冲突、制度盲区等结构性的问题是导致“制度反腐”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借用吉登斯提出的社会系统中三种结构类型,强调是因为含义规则、合法性规则方面的有效进展与支配性规则不同步甚至互相矛盾,限制了制度反腐的绩效[12]。上述依据不同标准对规则结构的梳理分析,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现有制度体系的不足,为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建议。(2)动态的制度过程分析。“任何实际运行中的政府,都不仅是一种体制,一个体系,而且是一个过程”[13]。持这种动态视角的学者认为中国并不缺少反腐败的法律制度,而是在制度制定到实现的各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例如制度制定与制度施行中的境遇变迁之间存在着冲突,为“期权腐败”[14]等隐性腐败留下了空间。也有学者提出核心问题是要通过权力监督者收益大于成本的制度安排,使制度具有动力机制,让整个反腐败制度运作起来[15]。(3)本土的制度环境分析。钱穆先生提出的“制度陷阱”现象,提示我们在转型期的现实背景下“制度反腐”的局限性需要更多本土化的解释。“重权力归属、轻权力运作”的政治传统[16]就可以较好地解释机械式控权模式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正是这种通过不断重新划分权力归属或缩小权力范围来限权的思维惯性,使我国通过制度约束权力的努力总是收效甚微。  

新闻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个新闻: 上一篇:阮炜:古埃及文明何以未能延续至今

  • 下一个新闻: 下一篇: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的战略思维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友情链接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友情链接 |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 2002-2017 DEDECMS. 织梦科技 版权所有  伊斯兰之窗转载本站内容请明确注明出处欢迎各位关注伊斯兰之窗的朋友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