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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唐小兵:青年怎样,时代就怎样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24

陈映芳 唐小兵:青年怎样,时代就怎样

  

   在“家”与“国”之间

  

   唐小兵:陈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您一起探讨青年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似乎形成了一种“青年崇拜”,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再到国共双方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总是与民族国家的复兴、社会思潮、行动力、理想、抱负等词汇紧密相连,中国社会对这个群体似乎一直有着较高的期待,而在中国强调经验主义和伦理秩序的文化传统里,青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似乎并没有如此显赫的位置。

  

   陈映芳:在早期的青年导师里,对于“青年”的角色期待是有区别的,主流观点如梁启超的“少年论”,认为中国的老年人已为时代所淘汰,对国家没有多大用处,年轻一代是朝阳、民族希望,鼓励青年人为国奉献;另一种观点,如胡适的,对主流的青年观是持批评态度的,胡适说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成年人应该成为改革社会的主力,而在中国,成年人都站在后面,却把青年推到时代的前沿,中国青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年轻人为什么会被崇拜?罗素讲过,“青年崇拜”是各国近代化过程中较普遍的现象,新史学的学者也有相应的论述。“青年”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在农耕时代,农业劳动讲究经验,老人有权威,但工业革命需要新知识、需要年轻人的体能,所以它的大门是向年轻人敞开的。回看五四时期,中国在面临民族危机时,人们就把整个民族的焦虑与希望都放在了青年身上,尤其是新知的开启、富国强兵的梦想,都需要年轻人来担当。年轻人一方面承担对民族的责任,同时也对自己的权利提出诉求,一部现代文学史,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青年的婚恋自由、个性解放……可以说,“新青年”“五四青年”的内涵包含了角色和权利两个方面。但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我在《“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的青年观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因为当时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国外有学者曾对中国社会80年代末前后的价值观作过调查比较。很明显,社会对年轻人越来越“宽容”了。举个例子,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是下海或出国不回来的话,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青年人上大学、走出国门理应是为了报效国家,但90年代后的出国、下海潮一波接一波,大家接受起来很坦然——人们不再认为年轻人的角色使命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命运担风险。

  

   唐小兵:对一个时代的苦痛、矛盾,青年人往往最容易感触到,也往往要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最醒目的鸿沟。台湾有位学者吕芳上教授写过一本《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可见学生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所谓的“主体性”在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中,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20世纪中国的政党而言,更是所谓“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所以才会出现蒋介石要在国民党外再造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形成了党团之间的恶性竞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20世纪中国青年之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青年成为政治主体,然后被政治化,最后又去政治化的历史?

  

   陈映芳:要回答这一点,我觉得关键在于考察作为个体的青年与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互动。“新青年”“五四青年”形成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家族主义被批判,而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兴起的过程。年轻人被要求为国尽责,而不能再安于当家庭内的孝子贤孙。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吧。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国家在家庭与个人面前,几乎是“全能型”的,国家力量深刻介入基层社会,对传统的家族组织、家庭伦理进行了全面改造。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运动、政治运动后,个人主义也早已被国家主义所覆盖,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支配—服从”式的依附关系。与此同时,家庭生活与个人利益一样,被视为是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而可有可无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大学里曾重放过一部老电影《不夜城》,孙道临主演,里面有一个细节:作为“资本家”的父亲与相当“革命化”的女儿吵架,气不过的父亲给了女儿一巴掌。我记得当时全场80年代的学生为这一巴掌叫好——这很讽刺。上世纪50年代,这一幕高调宣传的是女儿代表进步力量,站在国家一面,而父亲作为“顽固势力”,在当时是被谴责、被改造的对象。但同一部电影在80年代重放,女儿反而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可见个人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及家庭伦理等,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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