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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林:告密记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28

周成林:告密记

  

  

   精英文化圈热议已故或在世文化老人的高级八卦,所谓“卧底”或者“告密”,当然是翻旧帐。我近年习惯不读报不上BBS扯淡,要靠京穗两位熟人电话之中及时点拨,才略知一二。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有句话多少可以应景,语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从前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

  

   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亦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爱国名义将他告发。但是这个事例太有名,引经据典讨论古拉格告密者又太极端另类不够“通俗”。要做告密文章,我只想翻出年前读过的那本英文好书,这本书当然不是告密宝典或卧底宝典,但撩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亦读过几本好书,除了索尔仁尼琴,还有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那本《科雷马故事集》,又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Anne Applebaum荣获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古拉格史》(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但是《耳语者》与众不同,这本将近七百页的详实之作,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酝酿于八十年代中期,成书于二零零七年,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近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自己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物价之类生活小事,亦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甚至现在,我要是看到警察,我就吓得发抖。”“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老大哥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百分之五(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亦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八十四万居民只有五十名卧底。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一九三八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四十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通过告密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亦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检举听来的一切可疑对话,哪怕道听途说,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亦让自己免于迫害。具体说来,告密者(尤其自愿者)的动机千奇百怪,一桩鸡毛小事,一点龃龉,一丝嫉妒,都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九三七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一九三七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还是一九三七年,丽琶跟厂长不合,因为她拒绝对方的性要求。厂长不高兴,叫来一名告密者检举丽琶,因为三年前,她对“基洛夫事件”有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足以让丽琶在天寒地冻的科雷马劳改营蹲上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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