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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珊:塑造与运作:天津商会解纷机制的半正式实践*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0

赵珊:塑造与运作:天津商会解纷机制的半正式实践*

   【内容提要】 清末民国时期,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蓬勃发展。天津商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商会之一,作为商人阶层联合的自治社团,广泛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事务,解决商事纠纷就是个中典型,在法庭诉讼和民间调解这两大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之外塑造出第三种解纷机制。通过档案透视运作实践,天津商会解纷机制有自行处理、上传下达和共同处理等三种路径。尤为重要的是,三种路径的运作都离不开与国家正式解纷系统和民间非正式解纷系统的交搭互动,实则是在法庭诉讼和民间调解之间形成了半正式性的“第三领域”,并且趋于制度化。这一半正式实践深刻反映出其时国家、商会与商民三者之间在以纠纷解决为代表的城市治理领域中的互动关系,而绝非理论建构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 近代商会 解纷机制 第三领域 半正式性 简约治理

  

   一、引言

  

   商会史研究往往基于理论推演和官方表达,将商会视作与国家对立的社会自治力量,甚至被当作近代中国存在西方市民社会的佐证。故此,商会解决商事纠纷的行为也被习惯性置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探讨,突出表现在界定商会解纷性质的争议。这一争议焦点存在三大主流观点。一是根据商部1904年颁行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所载,商人遇纠纷可赴商会告知,后者应“秉公理论,从众公断”①,从而依当代仲裁法中“公断即仲裁”的概念,部分学者认定商会解决商事纠纷实属仲裁性质。②再则有1913年《司法工商部部令商事公断处章程》之第二条所载“公断处对于商人间商事之争议,立于仲裁地位,以息讼和解为主旨”③为佐证。二是依据仲裁与调解概念的严格界定,判定商会解决商事纠纷“并非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一裁终局’之属性”④,解纷效力不稳定。而且商会是处理关系密集群体的纠纷,具备明显的中国传统调解的属性,因之部分学者以此与仲裁说针锋相对。⑤以上两种观点难论孰是孰非,但其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结论均仅依据章程、法令等文件为主的官方表达而作出,忽略了商会解决商事纠纷的实践运作。三是部分学者通过案例实证研究,检视到难以非此即彼地判定商会解决商事纠纷行为的性质,转而采取折衷观点。马敏教授通过对晚清苏州商会部分案例的量化分析,提出“商会理案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⑥,形式多类西方仲裁,而内容又贴合传统调解。张松博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考虑到商会公断的审判风格,故而得出商会公断制度是“介于三者之间的‘第四制度’,准司法特征鲜明”的结论。⑦从中可见,不论是调解、仲裁,还是“第四制度”,都试图将商会解决商事纠纷的行为置于现有解纷系统的框架之内来评判,而忽略了商会解纷机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特殊性。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当南北要冲,古来就是水旱两路码头,屏卫京畿、商贸发达。自1860年被迫开埠,津沽商业一时间繁荣无两。清政府设商部查察商业诸弊,“思所以聚商情、厚商力、开商智入手之方,莫如各业分设商会一事。”⑧为此,尚书载振特意致函袁世凯,以“贵省津沽等处商务较盛”⑨为由,催促设立天津商务总会。在此之前,袁世凯已于1902年8月主持成立由官僚阶级把持的天津商务局,后于1903年5月改组为绅商主持的天津商务公所。天津商务公所已然初具近代商会雏形,参与商事纠纷解决,但此时多是为官府裁判提供意见,商务公所也实感“事至涉讼于官,则商务大都在损败之后,于商家获益甚少”⑩。故1904年12月天津商务总会一经成立即将评议商事纠纷归为商会会务。自此发端,由国家倡立、绅商把控的天津商会虽经迭次改组11,但从无专职机构到1905年成立评议处、1912年改立评议股、1924年设立商事公断处、1931年改为商事公断委员会、1946年再行商事公断处,始终肩负商事纠纷解决职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纠纷解决档案。

   正如马敏教授所言:“商会档案中包括大量的商事纠纷档案,……我们应当发掘资料,……进一步探讨这类组织在商事调解和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2诚然,解读档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进路,具备完整档案记录的天津商会无疑成为一个很好的探讨对象。剖解天津商会的解纷机制可以发现,商会在解决商事纠纷过程中的特殊性十分明显,不仅是法庭诉讼与民间调解之外的第三种制度化了的解纷方式,而且其自身运作也是在正式解纷系统与非正式解纷系统之间的“第三领域”穿梭往来,塑造出一种半正式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天津商会解纷机制的半正式性不失为透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国家与城市社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真实关系的一个窗口,借以反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论调。

  

   二、商事纠纷的三种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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