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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风华:新旧之间:民国时期的家长惩戒权与送惩权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0

景风华:新旧之间:民国时期的家长惩戒权与送惩权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法制变革对家庭的重要影响之一,是用来自西方的法律名词“亲权”重新建构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中华传统法律中的“子孙违犯教令”条,也因此变成了由教育权衍生出来的惩戒权与送惩权。北洋政府时期有关惩戒权的法律实践体现出鲜明的新旧融合特征。首先,送惩权的相对人并不是西方法学理论中的未成年子女,档案所揭示的绝大多数都是与父母同居共财的成年子女。其次,警察机构在父母惩戒权的实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着“济刑罚之穷”功能的教养局,则成为众多“不肖子”接受惩戒的场所。再次,父母意志在送惩期限的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此外,随着自由平等学说传入中国,原本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子女须服从父母的原则遭到挑战,一些与惩戒权相关的案件反映出家庭伦理的瓦解与重塑,警察机构则以较偏保守的立场,继续维护着父母的尊严。法律新添的虐待罪,又提出了惩戒与虐待界限何在的新问题。

   【关键词】 惩戒权 送惩权 教养局 子孙违犯教令 虐待

  

   一、导论

  

   中国传统法素来有家族法之称。父子关系又是家族法的核心之一,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结构和伦理秩序的基石。故此,在父慈子孝的理想之外,传统法律通过设置不孝罪和“子孙违犯教令”条款的方式维护父母权威、惩治忤逆之子。其中,“不孝”隶属于十恶重罪,需要法律严肃对待,故自唐律以来,法典皆明确列举其罪行。①而“子孙违犯教令”更多是子女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因琐事产生龃龉,法律基本将其划入家庭自治领域,允许父母自行责罚违逆或触犯自己的子女;同时为体现对父母的支持,亦准许父母将不肖子送交官府代为执行,这就是中国传统时期父母的惩戒权和送惩权。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即以此种惩戒权和送惩权为基点,详细论证了中国传统法律与社会中的父权,②后世学者也基本都在论及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及法律关系的不平等性时提到此节。孙家红的《关于“子孙违犯教令”的历史考察——一个微观法史学的尝试》,则对“子孙违犯教令”的文本沿革和司法实践进行了系统化探讨。③

   在清末变法之际,古老的中华法系濒临解体,父子关系是否应当调整、应当如何调整成为礼法之争中的重要命题。在《大清新刑律》的讨论过程中,礼教派坚守“子孙违犯教令”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民国以降,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民律草案、各种民事乃至刑事法律赋予行亲权之父母惩戒权和送惩权的相关规定、法律理念及其实践则少有学者论及。尤其是民国父母的这种权力与传统中国的教令权具有较大的外观相似性,而其在文本表达和理念阐释上则更多引入西方法律当中的亲权理论。新旧两种法律元素分别对民国时期的惩戒权和送惩权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两种法律元素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父母要求惩戒子女的档案,探讨惩戒权与送惩权的相关理念与实践,诠释送惩权所呈现出的法律与社会在新旧交替之际的特殊面向。

  

   二、从子孙违犯教令到惩戒权

  

   在漫长的中国帝制社会,传统法典通过严格规范子女孝亲义务的方式来确保尊长对于卑幼的绝对权威,诸如不得别籍异财、不得供养有缺、不得违犯教令等等。其中,不得违犯教令可谓兜底性条款,通过“教令”这样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确保子女对父母起敬起孝、有隐无犯。由于子孙违犯教令更多属于家庭私权范畴,故而其后果直接取决于父母或祖父母的意志。从唐到清,律典都写明:“其子孙……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处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④如若父母选择送惩,刘宋时期的大臣已能援引律文:“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⑤到了清代,虽然《大清律例》的律文部分为:“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⑥条文因袭明律,法定刑较唐宋为轻,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该“子孙违犯教令”条款下续纂新例:“凡呈告忤逆之案,除子孙实犯殴詈,罪干重辟,及仅止违犯教令者,仍各依律例分别办理外,其有祖父母、父母呈首子孙,恳求发遣,及屡次违犯、忤逆显然者,即将被呈之子孙发烟瘴地方充军,旗人发黑龙江当差”,⑦赋予父母大大超越法定刑的限度处置子女的发遣权。经过嘉庆六年(1801年)的修改和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补充,这则例文最终表述为:“凡呈告触犯之案,除子孙实犯殴詈,罪干重辟,及仅止违犯教令者,仍各依律例分别办理外,其有祖父母、父母呈首子孙,恳求发遣,及屡次违犯、触犯者,即将被呈之子孙实发烟瘴地方充军,旗人发黑龙江当差。如有祖父母、父母将子孙及子孙之妇一并呈送者,将被呈之妇与其夫一并签发安置。”⑧这充分保证了家长凭个人意志处置子孙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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