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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22

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

  

   摘要:中共是个十分重视权力运用与管控的政治力量。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导下,大力推进权力体系的向下植根,将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控制。中共的权力下探,既有政治组织的严密推进,也有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还有群众路线的全力配合。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迥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社会、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关键词:根据地;权力下探;文化认同;中共;新社会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逐步成形。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效能和严格的秩序,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长期缺乏效率的运作模式,也扭转了清末以来权力下探造成的地方社会权力失序的趋向,根据地的行政效率、社会管控及汲取资源能力大为加强。根据地民众在这样的转向中,既有热忱的欢迎,亦有被动的亦步亦趋,起初毋宁说更多表现的还是对陌生的权力的冷漠。期间,中共缓和渐进的权力渗透方式让民众空前靠近并开始熟悉权力,其话语权力灌输亦使民众逐渐接受文化领导权转移的表述。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在生存危机面前,与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利益联合体,此时的群众路线,既是理念,更是生存需要,这种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实践比之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要求,效果不可同日而语。通过中共的努力,根据地民众在承受中共高效机制下并不轻松的负担的同时,感受到了管理和秩序带来的效率与公平,这是一个迥异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后来的中共话语中,1949年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社会形态被称为“新社会”,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通过严密的组织,将政治力大力楔入社会的努力,已经初步在根据地搭建了中共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雏形。

  

一、从轻徭薄赋到富国强兵


   抗战时期,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展开区域管理,推进政治和社会控制。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权力下探是中共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8世纪以来的革命都以人权、人本位为宗旨,权力从精英向普罗大众扩散是其外在表现,天赋人权本身就含有权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要夺取和掌握权力:“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权力分享演化为无产者本身成为权力,权力下探全方位体现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这是对权力向下趋势的一个革命性推进。

  

   19世纪末的中国对世界范围以权力分享为宗旨的权力下探趋势并无多少了解,却从另外一个层面开始了权力下探的尝试,这就是加强政权控制的密度和广度。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呈现相异的两个趋向:就高层的权力运行言,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渐趋式微,地方力量坐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更直接演变成地方割据的局面;而就普遍的政治认知及基层权力运作言,面对西方世界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富国强兵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行之千年的儒家传统轻徭薄赋理念动摇,国家的组织机器功能凸显。晚清新政后,政府越来越强势介入社会经济的直接管理,强大国家和强势政府成为社会普遍的期待,而现实政治的溃烂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益发强化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晚清以来相异的这两个趋势似乎纳入了同一条轨道。中央层面,尽管国家统一建立在多方力量妥协的基础之上,仍然相当程度上遏止了社会政治的失序状态,使得国人期盼的强大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同时,在政府主导下,权力向基层社会下探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政府控制能力趋于严密。

  

   当然,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权力的下探,是相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而言。多数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皇权官僚体制,延伸到县即告终止,这样的控制系统在地域广大、交通不便的传统中国,实际效能有限。官府在地方更多是无上权威的象征,地方主要依赖代理人形成政府和代理人共治的局面3,这样的格局节省了治理成本,是轻徭薄赋的逻辑结果,同时也不能不承受治理薄弱的现实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事实上的自治状态。这种自治状态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有的说农民要求斗争、要求暴动而不要求组织,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农村中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不知几千百种。”这就是传统中国县官常常频繁更替,而县政尚能正常运行的原因所在,县官作为权力的象征,更多担负着安定社会心理的作用。李怀印甚至认为:“县官的角色,通常是省府与地方精英之间的调停人,而非国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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