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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经太:宋型文化人格与唐宋转型艺境的一体生成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08

韩经太:宋型文化人格与唐宋转型艺境的一体生成

   内容提要:“宋型文化”讨论的思想空间,是一个缘起于“唐宋转型”和“华夏文明造极”之双重问题意识的思想空间,而其间的核心问题,则是宋型文化人格和唐宋转型艺境的一体化生成问题。宋代文艺思想体系之建构的核心原理,也正是这种宋型文化人格和唐宋转型艺境的一体生成原理。如此文艺思想体系建构的士大夫精神风貌,典型表现为“迭为宾主”的政治文明意识、“以道自贵”的道德文章自信、“光风霁月”的君子人格气象。与此相应,则有“不问于主人”的艺术生活观、“晋宋间人”的名士风流意态和“景色可想”的诗歌美学追求。深入探询这种同时涵涉政治与艺术、道德与风流、人格与诗艺的学术问题,将大有益于通过宋型文化典型来重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①

   关 键 词:宋型文化人格  唐宋转型艺境  一体生成  the Pattern of Song cultural personality  th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ang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grated generation

  

   “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②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为宋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而且通过“唐宋文化构型比较”的辩证思维,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迈上重新建构其阐释体系的新台阶。然而,这其中却有着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说“宋型文化”这一概念因其生成于“唐宋文化构型比较”的学术语境,从而可以视为由来已久的“唐宋诗比较”研究的扩展,那么,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视野的扩展并没有真正引发关于“唐宋转型”之核心问题的理论反省和思想创新。究其实质,显然是因为这种对中华文化构型模式的两分法研究,尽管超越了以朝代为划分标准的简单化思维,却又落入了类型划分之际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一旦形成“开放型盛唐气象”与“内敛型两宋理智”的阐释模式,便不再有利于历史真相的发现和文化真理的探询。惟其如此,当今天我们“接着说”的时候,有必要超越“唐宋转型”的线性推论和单面二分思路,以利于发现宋人在唐人原本已经集大成的文明成就基础上,究竟是如何弘扬人文世界里的思想自由精神,并以此为核心而创造出西方汉学视野里“东方文艺复兴”的人文艺术与科学技术繁荣的。

   有西方学者将“宋型文化”的实质精神阐释为“东方文艺复兴”,已有不少中国学者正面介绍这方面的情况③。明确提出“东方文艺复兴”说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其《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④东西方之间的“并行与等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其论说之启发性,首先在于以经济跃进、都市发达、知识普及为基础的文艺价值观,其次才是中国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并行与等值”的基本判断。当然,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如何确证宋代经济之跃进、都市之发达、知识之普及已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之登峰造极的境界,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与此同时,确认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艺繁荣之基本前提,这无疑是一种契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思想方法和历史逻辑,这是第二个关键性问题。基于此,对于日本学者的如是论说,我们的确需要予以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身处当代社会而讨论“东方文艺复兴”,迎面就是最近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所确立的“返古开新”的思想宗旨和“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华文艺复兴”平行并举的发展思路⑤。直面“文艺复兴”学派,我们的提问是:“返古开新”之所谓“古”,是否包括被脱亚入欧的日本学者称为“东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宋型文化”时代精神?这是第三个关键性问题。

   围绕上述关键性问题而展开新的事关两宋文艺思想体系建构的思想探询,是身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最佳历史机遇期的所有人文学者的时代使命。

  

一、“迭为宾主”的政治文明观与“不问于主人”的艺术生活观


   堪称“华夏文化造极天水一朝”的两宋时代精神,在与倡导此说者陈寅恪先生素所信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彼此契合的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先秦士人精神、汉唐集成气象与魏晋名士风度的历史整合。

   向来阐发中华思想文化之核心精神者,莫不高度重视古代士大夫“平交王侯”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从最接近两宋时代的盛唐李白说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主体精神,或曰来源于庄、骚一体的文化基因,屈骚姑且不论,道家庄学原创的思想体系和主体精神,以涵濡原始儒学的跨越式思维,为后世两千年来的思想文化播下了充满生命张力的精神火种。其《天下》篇基于天下一统思想而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其《天道》篇秉持虚静无为旨趣而提出的,包括“帝王天子之德”与“玄圣素王之道”在内,实质上已然覆盖了“上”“下”“君”“臣”“进”“退”所有形态而无施不可的自由境界,其中不仅蕴含着“平交王侯”的精神元素,而且蕴含着“处上”与“处下”之间自由换位的主体自信。如其不然,就很难解释其“帝王”与“素王”上下对应的政治哲学。如果说这是一种足可穿越儒、道文化界限的自由自足的主体精神,那么,它也是一种足可穿越先秦与秦汉政制界限的主体自信。不难理解,这种无施不可的绝对成功主义,恰恰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之主体精神的另一面,是对《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之核心“自然”观的进一步阐发。毫无疑问,其中因此而蕴含着无所不能的平等观念和换位思考的万能心理。深究起来,汉代《毛诗传》引述古语成文之“九能”“九德”说⑥,就是一种“士大夫”历史主体的“万能”文化心理的体现,惟其无所不能,“帝王师”也就在情理之中。

   北宋熙丰革新时代,主政的王安石与君主宋神宗之间,有一种被称为“与主上若朋友”的特殊关系。王安石《虔州学记》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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