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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等:识量淹通 金针度人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08

张伯伟等:识量淹通 金针度人

   编者按:周勋初先生是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的文史学家。《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曾分为二十讲在我刊“名家治学”栏目连载三年有余,引起了全国各大高校文科专业师生的关注,受到广泛好评。是为周先生一生研治古代文学的经验回顾与总结,兼具人生历程与生命感悟,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炉,极具个人特色。本书出版后,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即组织门下诸生(包括其本人)研读学习,就书中各篇章联系实际、交流体会,此文便由讨论记录而成。

  

   去年九月,凤凰出版社将周勋初先生连载于《古典文学知识》上的有关治学经验的文字结集出版,对于学术后辈,尤其是年轻学子是一个重要的福音。三十年前,在我随千帆师、勋初师读书的时候,很留意从老师的著作中体会其治学特色,并随时反省自身。记得我第一部书《禅与诗学》出版后,复旦大学的陈允吉先生曾有夸奖之辞,其中之一是认为书中流露出来的研究路数颇有勋初师的特色。虽然我很感谢陈先生的这番褒勉,实际上是愧不敢当的。勋初师治学的基本特色是“文史结合”,所以规模宏大,见解通达,常常能够从一般人意想不到处着眼,而结论却餍服人心。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学术研究忌讳平庸,所以有人往往追求出奇制胜,而一味“好奇务新”的结果,却又难免钻牛角尖,只成好行小慧的暖姝小夫。没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就难以做到见解通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达见解,往往不求异人而自异于人。本书文字朴实,皆深造有得之言,既传承了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又有时代特色。随便挑一篇来说,如《综合研究 锐意开拓》,结合《九歌》和李白研究谈其治学经验。三十年前我做博士生的时候,曾听勋初师谈起他的“得意之作”,著作就是《九歌新考》,论文则有《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和《文赋写作年代新探》。《九歌新考》的写作,当然离不开胡小石先生的指导,勋初师归纳为三点:一是开阔视野;二是理论启发;三是材料甄别。我以为这是互有关联的非常重要的“金针”。开阔视野就会广泛阅读,除了专业文献外,也会包括现代的各种理论和海外学人的论著。理论著作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给人启示,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思维。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必然会涉及很多方面的材料,而材料的价值是有“等级”的。无视或忽视这一点,一些看起来有理论、有材料的论著,就未必能“餍服人心”。在一些海外汉学家的著作中,这一弊端尤为突出。年轻学者喜读海外新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如何在吸取其长处的同时保持批判的距离,勋初师体会到的中国学术研究的三根“金针”,就很值得大家回味。去年早些时候,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勋初师的一部自选集《锺山愚公拾金行踪》,略分四辑,即先秦两汉文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唐代文史研究、宋代至当代文史研究,大致可以窥见其治学规模。就个人而言,这样的治学规模虽然很难超越甚至很难企及,但从他的治学经验中,总能够使后学就其性之所近,效仿从游,逐步攀登,在学术上取得各自的成就。所以,我就聚集门下生共读此书,以下就是其中几位的若干学习体会。

   周游(博士生三年级):周先生这本谈治学经验的书内容翔实,对我们这些尚在学术道路上探索门径的年轻人来说颇具启发性。加之文风质朴畅达,阅读它让我感到轻松而愉快。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一个关于“泛读”问题的想法,表之如下。

   周先生在《长期积累 一朝奏功——我为什么能看上〈文选集注〉〈册府元龟〉这两本冷门书》一文的结尾处说:“一个人在读书时,也不能太急功好利,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云云,流毒甚深。吾等平时还是应该多多泛读,犹如蜘蛛结网,网张得越大,猎获食物的可能性就越多;若有个别些小生物闯入,也可粘住。我平时一直喜欢泛读,有些知识,一时看来用不上,但到机会来临,也就发挥了作用。”(第137页)

   泛读确实在我们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要,但结合到我们具体的情况,在读博期间每个人都要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时间还是很紧迫的。当面对这样的具体任务时,我们必须得集中精力去阅读与论文有关的书,这时虽无法像周先生那样“长期积累”,但我认为泛读仍然是必须的。因为当我们选择与论文有关的书时目的性很明确,所以选择的书往往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们很容易忽略很多有间接联系或者从表面上看不出联系的材料。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过去我研究钱大昕的诗歌,会从钱大昕的诗文集出发,将其中与他有联系的人找出来,分别去考察,这样可以做出一个以钱大昕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网络。但是也同时会遗漏很多钱大昕自己没有提到的人。事实上每个人收入自己文集中的文字都是有所考虑的,钱大昕的一些教导后辈的论学文字未必是他觉得需要留在自己集中传世的,但对于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却非常重要。这时候我们只有采取扩大范围的泛读才能更好地搜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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