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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熊波:幼师虐童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9

陈伟 熊波:幼师虐童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摘要】 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264起幼师虐童典型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幼师虐童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社会管控手段效能的弱化、幼师心理内在欲望的外界表达、虐童手段的隐蔽性,以及行为主体的潜在诱因而导致的。幼师虐童行为的犯罪防控模式构建,可以从防控基准区分模式的设置、幼师福利模式的多元构建以及责任主体适用条件的界分方面着手考量。

   【中文关键词】 幼师虐童;生发机理;犯罪防控;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随着互联网科技平台的深入发展,幼师虐童事件在媒体的揭露与剖析下,案件衍生过程一览无遗地展现于公众视野之中,这表明幼师虐童事件并非属于特殊个案报道。面对纷繁复杂的幼师虐童行为样态,笔者尝试以幼师虐童事件的行为规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264起幼师虐童案件的分析,推导出幼师虐童事件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一、生发机理:多元且异质因素的综合效应

  

   当代社会中未成年人伤害的“恐惧综合征”(Bogeyman Syndrome)来源于多方面,集中分布于校园欺凌现象、家庭监管失控、家庭虐待行为危害凸显以及幼师虐童行为恶化等情境中,其中幼师虐童事件颠覆了公众对教师职业的认知[1]。据统计,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比2015年增加1.61万所,入园儿童1922.09万人,比2015年减少86.76万人。在园儿童4413.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49.03万人[2]。由此得知,幼师虐童潜在的受害对象群体规模较为庞大。不同于前述其他类别的儿童伤害事件,幼师虐童事件的产生原因具有异质性、特殊性和多样性。

   (一)社会异质因素:惩治手段错综复杂,弱化社会管控的效能

   幼师虐童事件已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探讨热点。对幼师虐童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幼师虐童行为的危害程度,决定了社会管控的效力等级运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作为刑法威慑力的启用,应当针对幼师虐童行为情节恶劣的案件,及时发挥其应有的儿童福利保障的最高效力。对于虐童事件涉及轻微扰乱学前教育管理公共秩序的行为,应当动用行政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等级惩戒。在幼师虐童事件中,关于儿童名誉权、身体健康权以及精神保障权等个人法益的轻微侵害行为,侵权责任法可对相关行为人和教育机构施以民事责任承担。

   据笔者统计,媒体报道的264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幼师虐童案件,整体上呈现出逐年增长的变化模式。函数公式y=5.25x+16.714表示2011-2017年前11个月媒体报道的幼师虐童案件数的柱状变化趋势,x表示对应的年份数,在线性指数R2的变化趋势下,y表示相关年份数理应对应的案件数。从图1显示的数据分析来看,仅2012年、2016年对应的案件数低于线性指数R2的变化趋势,其余年份均大幅度上涨(见图1)。综上表明,即使在缺乏幼师虐童事件中行为、结果等样态的完整分析的现实困境下,对应的幼师虐童犯罪行为也呈现逐年增长模式。这说明,在理性分析幼师虐童事件折射的社会现象后,构建相应的多维度犯罪防控模式极为必要。

   (图略)

   图1 2011-2017年前11个月媒体报道的幼师虐童案件数[3](单位:件,%)

   从民事法域的幼童个体名誉、健康权利的剥夺,到行政法规范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的扰乱,最后到刑法强制管控的幼童个人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三类行为危害等级的效力评价应当依据具体的客观情节依次进行,而并不存在个人意志的选择空间。目前,从笔者调研、整合的264起幼师虐童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类型分布来看,案件不断产生的根本缘由仍在于社会规范评价的效应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概言之,现行制度规范的体系层次性和效力等级性,导致惩治手段运用的错杂、混乱,弱化社会管控的效能。具体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1.针对幼师虐童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刑法规范的介入存在滞后性和规避性。从幼师虐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实践中,我们统计得知:幼师虐童事件的罪责适用基础较为薄弱,刑法规范介入存在滞后性和规避性。从案件最终结果的类型分布来看,2011年至2017年前11个月期间,适用行政拘留+罚款(99件、37.5%)、仅单位受罚(43件、16.29%)以及留园察看、公开检讨、扣除工资等其他微弱的社会管控手段(49件、18.56%)的案件为191件,占总的案件数比例为72.35%,进行刑事处罚责任追究的50件、占18.93%。甚言之,开除的适用比例最高,为157件、占59.47%。由此可知,目前,从媒体报道中的典型幼师虐童事件的严重危害结果的规制类型来看,主要还是依赖于较为轻缓的行政处罚和罚款进行管控,甚至部分案件仅采取开除的手段,以缓解舆论的谴责或逃避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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